碳中和将为中国带来什么? 绿色转型如何驱动经济跃升?

前不久的上海汽车展，大家对国产智能电动汽车的追捧，与对传统汽车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给大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——碳中和带来的变化，将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，无论是冲击的强度、速度，还是冲击的范围而言，都是如此。很多行业可能会推倒重来，很多产业会遭到淘汰；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过程中将涌现大量的新机遇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对此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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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发展的全球含义

对于“碳中和”，很多人的认知还更多地停留在节能减排的层面。实际上，气候变化问题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导致。要解决气候变化，就不只是节能减排的问题，也不只是技术的问题，而是一场生产和生活方式全面而深刻的转变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大概有 130 多个国家以各种形式承诺了碳中和。反观 2009 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，各个国家都把减排视作发展的负担，吵得一塌糊涂，难以形成共识。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建立在高碳基础之上，而全球温升要控制在 2 度或者 1.5 度的话，全球剩余的碳排放空间又是有限的，“减碳”就相当于让渡自己的发展权，因此所有国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，谈判结果就很艰难。

短短十年过去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承诺碳中和的这 130 多个国家，碳排放含量占全球的 75%左右，人口占 60%左右，经济规模占 75%左右。如果只是少数国家承诺碳中和，或许还不能说明问题，但是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做出了承诺。他们都不是傻子，也不都是道德模范。这就说明，他们从中看到了碳中和带来的实质性机遇。

更进一步看，这些国家有七成左右都属于发展中国家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，因为按照过去常规的发展模式，碳排放要先到达一个高峰然后再下降，整体是一个“倒 U 型”曲线。现在这些国家承诺碳中和，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低碳模式实现经济起飞，不需要再经过明显的“倒 U 型”路线。这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来说，是很难实现的。

现在讲双碳目标，通常都是把“碳达峰”和“碳中和”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。实际上，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，要求的政策含义也不一样。碳达峰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也能实现，即当经济增长达到一个平台期，排放也进入平台期。如果想早达峰或者低达峰，就多下一点力。但是，碳中和就不一样。中国现在 100 万亿元 GDP，就是建立在 100 亿吨碳排放基础上。实现碳中和意味着，这 100 亿吨的碳排放，大部分都要被减掉，相当于目前整个经济大厦的根基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就不是一个像替换汽车零部件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也不是纯粹依靠技术能实现的，而是一个发展范式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。

过去谈发展方式的变化，更多是在讲产业升级，讲“微笑曲线”。但是，如果仅限于所谓产业升级，是不可能实现全球碳中和的。一个国家可以升级到产业链的顶端，通过将高排放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，确实能减少生产端的碳排放，可是其消费端的碳排放，却由于进口高碳产品而不会减少。对全球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而言，这种产业升级就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。反过来，这些“产业升级”的国家最终也会受害，因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不分国界的。

现在讲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绿色转型，是指从发展内容到发展方式的转型，不同于我们过去一直讲发展方式转型时强调的产业升级问题。用一个比喻，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，在 18 岁以前主要是长身体，到 18 岁以后变成更多地长头脑、长经验。传统工业化是以物质生产和消费为中心，就相当于 18 岁以前的长身体阶段。当物质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，增长的内容和方式就要发生转变。如果新的增长模式没有出现，此时又要实现经济增长，那增长就必须建立在物质消费主义基础之上，靠过度消费来促进增长。这就相当于“先吃胖、再减肥”、“先吃病、再治疗”的发展轨道上，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丰富人们的头脑和体验上面。但是，吃胖和减肥的过程，都是可以产生 GDP 增长的过程，只是作为增长目的的福祉没有得到提高而已。其实，相当部分的所谓现代经济活动，本质上都是凯恩斯意义上的“挖沟填沟”，GDP 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与之匹配的福祉提升。发展目的和手段的本末倒置，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普遍现象。这就是所谓“高增长、低福祉、高环境代价”的发展模式。因此，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发展模式，单纯靠效率提高，是无法解决不可持续问题的。

改变这种状况，关键是要回到发展的初心。发展的初心或目的，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祉，或过上美好生活。什么是美好生活？一个人不仅有物质方面的需求，还有大量非物质的需求。这些不同的需求，需要通过不同的发展内容来满足。不同的内容，则对应着不同的资源概念，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，以及无形的知识、生态环境、文化等资源。由于不同资源的物理性质不同带来的可交易性亦不同，它们在市场中需要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模式，也是不同的。所以，绿色转型也意味着商业模式的转变。绿色转型实际上是从发展理念、资源的概念，到生产和消费的内容，以及商业模式、政策等方面系统性的转变。而且，这些需求，有市场化的需求，也有非市场化的需求，而 GDP 更多的只是测度市场化的内容。因此，如果增长过于以 GDP 为导向，就难免会使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过度物质化的状态，大量非物质化的需求则得不到满足。这种增长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福祉，使得发展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，也会带来大量生态环境问题。

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，将彻底重构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经济体系和空间格局。现有的经济体系，大都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。如果发展的内容和发展的方式发生改变，这个体系内所有的东西，就几乎都要进行重塑。无论是工业、服务业等行业概念，还是城市和乡村等空间概念，都将发生巨大改变。尤其是，在互联网条件下，这种改变更会加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能源、交通、建筑、农业等的内容和方式，也将发生很大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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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中和对中国的战略含义

谈到碳中和对中国的战略含义，我们必须了解一个背景。十八大以后，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思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也就是，我们不再把保护环境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。如果算总账的话，传统发展模式的外部成本、隐性成本、长期成本，还有福祉成本和机会成本等，实际上是很高的，而绿色发展反而是一种更高质量和效率的发展。

绿色转型会驱动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。比如，从传统能源结构到新能源结构，从燃油车到电动车，都会让经济更有竞争力。十八大后，中国早就摒弃了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老路，不再担心保护环境会影响经济增长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，环境状况也有大幅改善。除了 GDP 增长之外，保护环境还带来很多非市场化的福祉提升。这些提升可能并不反映在 GDP 里，但作为无形的福祉提升，却可以被居民切身感受到。

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，标志着全球工业时代的结束，一个新绿色发展时代的开启。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，与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间节点恰好同步。对中国而言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。过去我们讲实现现代化，更多地还是在追赶西方，但是现在我们发现，按照这个新的标准来看，其实西方也做得不太够。比如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都很高，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s）做得也并不好。这就意味着，中国有可能在这些方面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。

40 年前刚刚改革开放时，可能当时很少有人能料到，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，在第一个 40 年，我们更多地还是在学习西方的发展模式，而这种传统工业化模式本质上又是难以持续的。因此，我们现在要转型，走绿色发展之路。下一个 40 年，也就是从 2020 年到 2060 年，中国有可能在绿色发展上引领世界。如果说工业革命是西方国家为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，那么现在全球兴起的绿色发展，就有可能给中国提供一个为全球做出新的重大贡献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