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P 一直在增长，为什么钱却这么难挣

中国的 GDP 仍然保持着 5%左右的增长率，但老百姓的“体感温度”仿佛没有跟上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本文我们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角度来解答一下。

早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

工业化就是投资建工厂发展生产，城镇化就是把人聚集起来，这样不仅能发展工业，实现规模经济，还能发展服务业。例如，建工厂之后，需要人去操作厂里的设备、做生产销售，聚集的人口多了，就诞生出包括衣食住行、娱乐消费在内的生活服务，这些服务又提供新的工作岗位，吸引更多的人聚集，更多的人就需要更多的生活服务，如此循环，就形成了城镇化，所以工业化推进了城镇化。

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是“人”，主要从农村人口中引流，吸引人靠的是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工资。随着工业化齿轮的推进，城镇化的齿轮也转了起来，人越聚越多，投资越来越火热，不断增加的投资项目又聚集了更多的人，消费力持续拉涨，进一步刺激投资生产，经济开始快速发展。

1996 年至 2010 年，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增长期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30.48%上升至 49.95%，平均每年增长 1.39 个百分点。这就说明工业化若是偏重劳动密集型模式，那么就会出现比较高的人口聚集效应，城镇化进程会和工业化进程同步进行。劳动密集意味着大量的就业，虽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，老百姓赚得不多，但这样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量财富比较容易回馈给普通家庭，所以 2010 年之前人们感觉钱是好赚的，心气也是比较高的，数据上也支持这种“感觉”，那段时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于 GDP 增速，消费增速更是远远快于 GDP 增速，如图 2-2 所示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甚至一度超过 20%。

简单来说，那个时候能靠出口解决问题，出口好了，消费和投资就不会差。这也让人们开始“迷信生产，忽视消费”。但是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，打破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循环。

“大规模刺激计划”主导的工业化

为了应对出口的断崖式下跌，国家于 2009 年启动了大规模刺激投资计划。泼天的资本倾洒下来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，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，投资板块里政府主导的投资比重大幅增加。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，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，再次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，中国期望用投资拉动复制出口拉动的成功，继续加速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收入增长。2008 年至 2020 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额占 GDP 比重如图 2-3 所示。

但事与愿违，在城镇化方面，虽然彼时中国城镇化率还在快速增长（2010 年至 2015 年中国城镇化率从 49.95%上升至 57.33%），但如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，2010 年至 2015 年我们国家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的比值并没有显著提高，提升的幅度甚至不如一些城镇化进程已经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，如图 2-4 所示。

而且，中国的城镇化指标本身和国际惯用的“城镇化率”在反映人口与城市聚集的比例上不完全可比。一方面，中国的城镇化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行政区划的变动，特别是 2010 年之后又开展了一轮“县改区”，很多人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是农业化的，只是名义上被“城镇化”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的城镇化率统计的是常住人口，“户籍城镇化率”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，简单理解，就是我们国家城镇化人口把进城的农民工也算进去了。这些人虽然常住在城市，但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，更没有真正参与城市经济活动，他们和城里人的消费习惯也不一样，这是长期的“城乡二元体制”造成的结果。因此，2010 年以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开始明显虚高，2013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，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 27.6%，70%的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。

再说居民收入。在 2009 年之前，和基建投资相比，出口红利可以惠及更多的人，比如外贸公司招聘的对象是普通老百姓，出口经济和老百姓是有直接关系的。虽然出口以惠及沿海地区居民为主，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国居民收入的不平衡，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上升。国家统计局于 2013 年开始发布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，自此中国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在 42%至 45%之间波动，而该指标 2020 年全球平均水平在 60%左右，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？

从表面上看，政府投资代替出口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，中国经济从“重出口”转向了“重投资”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。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城镇化推进效果更好，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却不能惠及大多数人。

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资本开始厌恶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，因为来钱慢，产业重合度高，产能过剩风险大，容易出现坏账，所以资本会慢慢转移到有房产抵押物的行业内。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慢慢偏移，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主力的原因。

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同时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，投资可分为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两大块。民间投资对应的大多是下游产品的生产，即以廉价商品为主的制造业。政府部门则负责投资基础建设、上游原材料和基础民生服务，譬如电力、石油、化工、金融等上游支柱性产业，彼此可谓分工明确。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，随着 2009 年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落地，央企国企收入开始大幅度增加，加上一直以来企业搞“利润包干”和“利改税”的传统，国有企业实际上缴的利润很低，比如央企上缴比例仅仅为 10%~25%，这就造成了投资刺激使国企央企累积了大量利润。其实“普通人钱不好挣”的现象，早在 2012 年就出现了，从那时起财富分配开始向着上游国央企内人群和一些特定人群流动。

这是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停滞不前的直接原因。不过虽然占比不高，但是随着 GDP 这个分母的持续增加，整体的消费能力应该越来越好才对，就像以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，重出口和重投资最后带来了重消费。例如，2023 年日本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54.39%，同期韩国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49.92%。这说明，收入流向少数领域的速度，可能超过了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。例如 2020 年，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达 262 万人，与 2018 年相比增加了约 65 万人，年均复合增长率由 2016 年—2018 年的 12%升至 2018 年—2020 年的 15%。

更重要的是，2016 年楼市开启了“涨价去库存”，高企的房价带来了沉重的房贷，进一步压制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。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，本应惠及广大民众的经济增长成果，却因房地产价格的急剧攀升而被大量吞噬，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与财富积累受到挤压。另外，2016 年去库存去的是上游的库存，如建材、水泥、有色金属和化工等，而下游的库存并没有得到疏导，下游以民间投资为主，这意味着整体上民间资本难以回本。

虽然从人均 GDP 来看，中国已经毫无疑问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，但从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来看，中国人的收入增长主要体现在了房地产增值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值，而非劳动收入上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因缺少高附加值产业导致广大劳动群体缺少“主动赚钱”的能力。曾经的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很有钱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钱，而是手中的资产增值让他们觉得自己有钱。房地产的“财富效应”在中国表现得比其他国家更加明显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：一旦楼市停止上涨，居民就会因实际收入的限制而减缓消费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进行产业升级、尽快摆脱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被动模式，需要尽快提上日程。

GDP 不是一国发展的目标，真正能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是老百姓的购买力，如果 GDP 的增长不能最终反映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，GDP 毫无意义。

在“后疫情时代”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简单总结来说就是：房价的紧缩使得信用紧缩，但如果国家决心“去房地产化”，立足于制造业强国，那么这种“青黄不接”的短痛会导致社会上的钱越来越少。

这个时候就要思考一个问题：在之前的 P2P 和民间借贷中，你赚的是房地产增长的钱；房产升值，你赚的是高速城镇化、土地供给紧缩，以及金融资源惠及的钱。但这一切不再存在，未来你还能赚什么钱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我们赚不到认知范围以外的钱，就算凭运气赚到了，最后也会凭“实力”亏光。凡事都是思维先行、技巧其后，所以，在思想上“脱贫”，是走向财富自由的重要一步。

我们大概率会告别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，但作为普通人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看透周期而守护财富。能否抓住新时代的机会，是建立在视野和认知基础上的，看清大势，才是正确决策的前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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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不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，而是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描述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，内容生动有趣，目的是把大家对于经济的认知边界稍微扩宽一些，每个人都离不开经济，本书哪怕能激起你对经济的一些兴趣，也算是善莫大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