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银行、不平等和新技术：使用分布式账本、可编程合约和密码学的蓝图

10 月 26 日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 Elizabeth & James Killian 讲席教授 Robert Townsend 受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届区块链全球峰会并发表了题为《中央银行、不平等和新技术：使用分布式账本、可编程合约和密码学的蓝图》的主旨演讲，探讨了可编程合约、密码学、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在金融货币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。

感谢万向区块链实验室的邀请，我今天的演讲内容是《中央银行、不平等和新技术：使用分布式账本、可编程合约和密码学的蓝图》。

首先，我想谈谈不平等问题。今年着重强调了不平等问题和共同富裕目标，这是项艰苦且复杂的长期任务，需要我们更好地处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，从而使不同地区的人不同时间、不同程度地实现富裕。

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央行规则。近期，国际清算银行在关于货币政策、技术与不平等的研究中指出四点：一、如果中央银行无法稳定价格并执行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，则势必会伤害到贫穷和弱势群体的利益；二、不平等问题将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播渠道；三、许多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在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度，提供富有竞争力且有效的支付系统，不断扩大和发展金融行业；四、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实现公平与效率。

本次演讲将涉及不平等问题、金融覆盖度、竞争及货币政策，旨在为各位阐明可编程合约、密码学、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
首先以泰国为例。过去二十年间，我一直在研究泰国农村和城市发展以及金融服务覆盖度，发现虽然其人均收入在不断增长，但财富地理分配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富裕的地区依然富裕，贫穷的地区依旧贫穷。东北部的省经历了多年的发展，依然是泰国最为贫穷的地方，金融覆盖度极低。而泰国政府也在积极资助农村，帮助他们实现富裕。

农村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称之为社会契约机制设计的问题。我对村庄中一些家庭运营的中小型企业的收益分布进行了研究，发现他们通过生产和资本积累进行消费和资本扩大化，而在这个公共事业函数中最大的变量不仅仅是个人财富和产出，也包含收益转移情况。如果家庭收入较高，他们就有可能把收入与其他家庭进行分享和转移，反之则可能性很低。

可以看出，如果市场运行良好，那么农场、商业经营等所获得的技术收益将会更高，从而覆盖一些风险。但对于村庄而言，由于已经投入了资源，因此风险是始终存在的。一旦个人命运与整个村庄产生了强关联，那么村庄的其他人很难从中受益；而如果某个家庭从事的是与其他家庭截然不同的工作，其收益与村庄平均值关联不大，那么对于村庄来说则更有价值。

此外，在封闭、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中，由于难以投资到更具有生产力的技术，因此风险会更大，而我们这里所讲到的村庄、中小企业都是开放的经济形态。通过我采集到的这些数据，可以对这些家庭运营的企业所受到的特质性冲击进行解构和分析。

分析发现，村庄所承受的特质性风险远大于其总体风险，但就预期收益与确定收益之间的风险溢价来看，总体风险则大于特质性风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亲属之间会相互赠予或借款，从而使得消费小幅地上涨。但这样的机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，如果某户人家没有亲属，就容易陷入危机；如果存在亲属关系，就可以将亲属的馈赠用于投资。

通过数据能够得出以下结论：一、在较为贫困落后的村庄中，亲属馈赠多用于扩大投资；二、对于贫困但存在亲属关系的家庭来说，金融渠道倾向于从传统借贷转向有成本的状态验证模型（CSV）；三、村庄中如果存在某些高生产力的个人，那么这些人的亲属就会收益更多，整个村子的财富分配则较为不均；四、在一个亲属关系强依附的村庄中，那些无法通过亲属关系获益的企业会试图转嫁风险。

如何解决这一机制设计问题？假设家庭 A 在第一阶段承受了冲击，家庭 B 则在第二个阶段受到冲击，那么家庭 A 要么焦虑，购买欲上升，要么耐心充足，但家庭 B 却无法得知家庭 A 在第一阶段经历了什么。但无论家庭 A 状态如何，我们都得出一个结果（1.75, 8.25），此时家庭 B 是完全不知情的。

在经济学模型中，我们可以引入一个规划者来解决这一问题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可能没有这样的可信第三方来运行这一机制，此时我们就会引入 C 节点。C 节点会知道 A 在什么时间经历了冲击，也会知道 B 会在什么时间经历冲击。在此情况下，B 无需知道 A 具体细节的信息，依然可以通过可信第三方节点 C 获得相应补偿，这就使用了同态加密及安全多方计算机制。

再回到村庄问题。在泰国，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，村庄多多少少都存在总体性风险，那么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？通过同态加密和安全多方计算，个人可对自己的收入信息进行加密，从而保证在不暴露个人收入的情况下计算出村庄总收入。如果总收入较低，风险较大，那么该村庄可设法向其他村庄寻求帮助和补偿，这便是在座各位所熟知的“密钥共享”。

目前，我们正在进行链上链下的整合。链下智能合约能够帮助实现参与者效用最大化，在此情况下，假设 A 和 B 都面临财务困境，他们就可以将各自的加密信息编程为智能合约，智能合约则根据最优化方案执行 A 和 B 的资产负债表之间的转移。目前，Speedex、闪电网络、以太坊 Layer 2 解决方案等使用的都是这一方案。

鉴于很多人可能会把智能合约和以太坊上的智能合约混为一谈，这里我使用的术语是“编程合约”而非智能合约，即在链下进行编程。

如何帮助这些村庄获得金融渠道呢？首先需要在账本上有可信资产，例如央行数字货币、合成资产、稳定币等，然后进行编程，同时需要一些了解 DeFi 的合作伙伴来帮助和触及这些村庄的中小企业与家庭；与此同时，还需要帮助这些村庄理解技术，让他们了解这些工具会如何帮助他们，最终实现“最后一公里”管理。

再回到不平等问题。如果我们能够将部分技术真正加以实施，那么收益的将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的村落。在此我为各位介绍一下“生命周期风险模型”，基于我 20 年来在泰国收集到的研究数据，该模型阐述了总体性风险与特质性风险、不平等模式以及生命周期消费与风险画像。基于该模型，我们能够通过数字技术与可编程合约实现两个反事实改革：第一种改革是降低风险约束，为村庄内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注资，从而减少特质性风险，增加投资——此时的直接受益者仅为第一代村民，而其后代及企业家们则有可能反受其害；另一种改革则不同，即家庭中进行经营活动的部分成员将其他成员的劳动力资本化，这就等同于将人力资本投入到区块链网络中去，成为一种资产，从而增加借款活动，更好地促进村庄经济活动的开展。

接下来讲讲机制设计的应用以及竞争问题。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曾提到，在数字经济中，只有特定领域是依靠经济规模取胜的，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。事前竞争的确有所裨益，能够推动参与者发挥最大效力，但事后竞争却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。

此外，金融市场的创新需要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相互协作，法规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概念性更新，而无需将所有元素都纳入到现行条款之中。

正如周小川所强调的，虽然扩大经济规模可能会降低边际成本，从而提升企业收益，但在数字经济中，规模经济也许并非最优解。此外，用户数据虽然极具价值，但随着数据的增加，经济收益将呈递减趋势。

作为大型科技公司的“DNA”，网络效应无疑是个更好的市场机制设计，不同类型的参与者付费参与到平台中来，从而创造出良好的市场结构；同时，随着边际成本的增加，企业将面临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力。

下面我们谈谈机制设计与数据，主要内容就是加密和编程合约。首先聊聊去中心化身份，通过私钥与公钥的结合，用户能够将交易和数据进行拆分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市场权力。数据基础设施同样需要编程，而编程后的信息有助于解决逆向选择的无效性问题，并实现 AI 与大数据全自动化和预编程。同样地，由清算平台获取的信息也需要加以管理，防止他们利用数据价值牟取私利，导致逆向选择问题进一步恶化。

最后，我将以货币政策、数字货币和新技术作为结束语。

首先，法定货币的角色取决于公司与家庭之间的底层微交易，可通过分布式账本、整合数据库等技术来优化货币政策；

第二，在金融市场尚不完善时，数字货币能够更好地保险——这绝非仅限于疫情期间；同样地，在市场较为动荡时，为参与者提供流动性也将对整个规模市场有所裨益；

第三，货币是一种通证，也是分布式/加密账本上的数据记录工具。分布式账本与加密技术的使用能够帮助政府部门及时调整经济政策，更好地解决市场不完善与贫困问题。

以上是全部演讲内容，首先是对不平等、共同富裕及央行问题的理解；二是以泰国为例，分析此类国家所存在的金融服务、数据及不平等问题；三是同态加密和安全多方计算如何改进目前的经济机制设计；四是通过模型模拟解决不平等问题；五是竞争问题与数据基础架构的搭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