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典型开发者的形象三变

2004 年初，微软的软件架构师尼克尔·科塔总结了开发人员的三个角色：莫特、猫王和爱因斯坦。

莫特，程序员的主流群体，注重生产力，喜欢为眼前的问题创建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。

猫王，务实的程序员，喜欢创造持久的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。

爱因斯坦则代表偏执型程序员，往往聪明而不善社交，喜欢给定问题并创建最有效的解决方案，对技术理解深刻。

大多数软件开发者，可能是莫特，猫王和爱因斯坦的混合体，也可能在三种角色中变化。

这也符合大众对软件开发者的印象，code monkey（码农）+geek（极客）+nerd（书呆子）。穿着格子衬衣或连帽衫，固执内向，不喜欢与人接触，总是独自在夜间对着闪烁的屏幕……对了，还得是男性。

忘了这些传统 IT 世界里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吧，AI 正在改变它们。

今天，AI 开发者可能是一个 45 岁的非洲母亲，12 岁的中国女孩，抑或是由一名男性植物学家、一位果园农民，在业余时间里搭起一个算法模型。

脑极体通过一系列采访发现，开发者的能力体系正在发生改变。本期的受访者，既不是宅男，也没有计算机专业背景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在 AI 开发领域表现优异。

这些非典型开发者的加入，也带来了这一职业的形象三变。

一变：从计算机天才到零基础跨界者

以前，在外行人看来，编程简直是一门看起来比脑科手术还要复杂的专业技能。成为软件开发者，最好拥有软件工程、计算机科学、信息技术或其他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，精通 C++、Python、Java、PHP、XML 等计算机语言。

但随着 AI 进入通用化、产业化阶段，任何人都可以零基础跨界玩转 AI 开发。这时候，很多优秀的创意，都产生于领域交叉、跨界碰撞的地方，而不是一位天才程序员的灵光一现。

说到跨界，打造了科幻对话机器人 Wander [ 001 ]的起司，绝对是代表人物。

起司和她的团队设计的这款未来流浪者 Wander [ 001 ] ，参与者通过微信向 Wander 发送现实中的地点，Wander 从随机的“未来时间点”返回科幻游记与街景图。

这个项目需要融合多个 API，科幻风格的图片要用到风格迁移模型，文本生成也需要调用 NLP 模型。并不是艺术家的常规技能，而 Wander [ 001 ]从外形到内核，也与常见的 AI 应用有很大差别。

对于这种跨界，起司的理解是：“AI 是一个还没有被艺术内化的技术，还是比较新奇的，我觉得艺术家有一个潜在的责任，去为这种技术的应用或者畅想打草稿，让人意识到原来 AI 还有这么一个玩法。”

提到专业背景，起司也直言自己（在计算机知识上）非常业余——“我需要图像处理，直接搜索图像处理 API 里面有没有我能用的，很方便，因为（飞桨）都写得很全，注释也很全，基本上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了”。

“半路出家”的开发者顾茜，也认为开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：别人无法理解。

“跟同事说起，可能需要非常巨额的投资、非常专业的公司、高层的大力支持，各方面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，才能解决某一个问题。但其实从开发角度来讲，收集数据给我就好了，剩下的不管是安装环境、开发、选择模型等等，都能一步步解决。”

不难发现，技术越来越趋于普及甚至廉价。AI 开发正在变成一种创造性活动。未来真正创造更大价值的，将是开发者的脑洞，即创意能力。

二变：从车库男孩到广泛协作

车库文化对软件开发影响深远。众多辉煌的 IT 豪门，如微软、苹果、谷歌、亚马逊、雅虎、Facebook 等，都是一个或几个男孩在车库里搞出来的。也让大众形成了一种固有认知，开发者中的潜力股，是那些把自己关在车库或办公室里独自搞事的精英男性，在某一天创出奇特的搜索引擎或软件技术，引来华尔街资本的争夺。

但 AI 开发，是协作者的盛宴。

AI 是一种致用性技术，AI 开发者要做的，是了解产业用户的需求，基于基础算法，完成相关功能设计和具体的 AI 模型开发，并部署到现实。这个过程中，不能再如同爱因斯坦一样独自解决问题，而是需要多种沟通。

1.需要与同业沟通。

几乎所有平台都鼓励开发者在社区中进行项目分享，向其他开发者提供经验。

三位开发者都一致认为，女性开发者在同业沟通上更有优势，一方面是女性开发者更有这个意愿去问问题，另外，女性开发者问问题没有什么障碍，很容易得到答案和指点。

起司认为交流和求助很正常：“我知道什么东西我自己解决不了，所以我基本上遇到什么问题，就会尽快的寻求帮助。我不会很正常，我就应该不会，我就是应该去咨询、别人去跟别人学习。”

顾茜仅用了半年时间，就从飞桨开发者技术专家(PPDE)群里潜水提问的“小白”，成长为给其他开发者解疑答惑的社区达人。

（顾茜的飞桨主页）

2.需要与团队协作。

AI 开发项目团队里往往包含多样化的技能人士，多样性的风格角色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思维、经验与偏好，因此，AI 开发者都需要发展社交技能。

就拿起司所在的“速冻草莓乱码搅拌机”团队来说，提起队友们，起司表现得尤为激动，因为经历重叠，女生们一起搞开发的感觉特别好：

“我们会提到说我玩过哪一个游戏，或者说我看过哪一个作品，画面太好了，或者这个氛围特别好，那个感觉太让人感动了等等，女性队友自然而然就能明白对方在说什么意思，这个体验还挺好的，这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。”

（Wander [ 001 ]生成的 3307 年三里屯太古里）

3.需要与用户协作。

与用户的协作，是飞桨产品经理欣欣的日常工作。与 AI 开发者打交道的这些年，她发现用户的需求主要就是两点：一是需要平台提供的产品（工具）能够解决问题；二是工具是不是好用。而这些都取决于平台方能否跟开发者建立好关系，引导他去说出自己的需求。

欣欣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：

“比如有一个开发者 ，他想用我们一个工具去实现可视化，但技术能力还没有覆盖到这个板块，看了文档也不太清楚怎么去用，所以他就过来找我求助了。

“收到需求的时候，我也跟他做了一个深访，聊了聊他为啥需要使用这个工具，看他的真实需求是什么。然后就发现，其实并不需要去真的去可视化每一步，它只是需要一些调参的经验，所以我们后面就在文档里面加入了一些调参经验的分享，也就解决了他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只有跟用户深入去聊，才能够知道他的真实需求，才能够真的去满足他的需求。”

（欣欣及其团队打造的生成网络模型之一）

今天，没有人会质疑 AI 与千行百业的结合，会成为焕发经济与社会活力的新动能。这也意味着，开发人员也必须从车库、实验室、孵化器中走出去，与产业对话，才能触发真实的技术价值。

三变：从领导者到引导者

传统 IT 中，离不开“阿尔法”程序员——即领导者、开拓者。因为大型 IT 项目，复杂且更难管理，一旦失败往往会给组织带来灾难性后果，自然需要领导者把控全局，以及大量基础工程师来查漏补缺。

不过，今天的 AI 开发崇尚快速迭代、敏捷交付，更多开发者能够以一人或小队的“自组织”形式来进行开发。有点像是交响乐队，一组成员以某部乐曲为共同目标集合在一起，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、最好的技能，没有明确的等级和永久的领导。

这时，“引导者”在团队协作和目标实现中起到的作用，就变得至关重要。

引导者与领导者的不同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首先，技术信誉、实力与贡献，比具体职位更重要。

顾茜无意中成为了 AI studio 平台上其他开发者的引导者。她开源了 70 多个模型，并且认为自己的行为就是“抛砖引玉”：

“我做了一个极限，有更多更厉害的开发者看到，可以省掉很多数据处理的步骤，去钻研后续怎么把分数刷上去，应用一些更好的想法，然后他们也会开源，这样我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得到一个学习提升。”

其次，比起惩罚或谴责，引导者可以让队员分享经验教训，建立更友好、更投入、更健康的容错环境。

作为一名非深度学习专业的 AI 产品经理，欣欣就对自己工作上的导师充满感激。在她看来，自己的导师正是一位善于分享、愿意分享的引导者：

“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有一些迷茫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个事情是不是自己擅长的，是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，我的导师就会跟我分享，告诉我迷茫是很正常的，不可能时时刻刻都保持清醒，每一步该怎么走，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然后踏踏实实的去完成一些手头上的事情。

“也因为都是女性，所以她有一些经历和一些心路历程都是我们是趋同的，那么我可以借鉴他当时的心态和行为做法。”

更关键的，引导者在必要时愿意让别人来领导自己和团队，鼓励任何人主动探索新的可能性，这可能会激发许多精彩的创意。

起司的团队就是这样运作的，一开始她自己要做一些基础的跑通的程序工作，抓取地点、主体坐标、主体街景及续写等一整个流程性的东西是由她本人完成的。

“但是有很多我不熟悉的问题，我在群里喊一声，说这个地方谁会，谁帮我解决一下，一些队友陆陆续续的帮忙修正，像是后来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主力 QQ 重写了代码，是这么做出来的。”

写在最后

每个时代都需要有特殊技能的人。软件开发者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性，不亚于哥伦布之于文艺复兴，卢梭之于启蒙运动。

伴随着科技巨头将自身的技术能力以平台和工具的形式下放，千行百业的数字智能化对 AI 开发提出的新要求，莫特、猫王、爱因斯坦这样的软件开发者，已经不能满足 AI 领域日新月异的创新。

许多人在呼唤打破对程序员的刻板印象。而一群“非典型”的女性开发者，恰逢其时地出现了。

她们的 AI 开发旅程，点亮了创意、协作、引导等新的能力坐标，也催生出新的职业审美。

这场的形象之变，也将进化出一个女性与 AI 更紧密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