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美国《拜杜法案》到中国供应链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

“施展中国制造报告 20 讲阅读总结之一”

1980 年，美国参议员 Birch Bayh 和 Robert Dole 联合提交的提案被美国国会通过，就是大家常说的《拜杜法案》。1978 年，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 5%，《拜杜法案》出台后，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 10 倍，一举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。

（《拜杜法案》颁布之前，美国研发成果采用“谁出资、谁拥有”的政策（源自二战中的曼哈顿计划），导致美国的大量科研成果被闲置浪费。《拜杜法案》规定美国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按照“333”比例分配，1/3 收入归发明人，1/3 归科研单位，1/3 用于支付各种转化费用。）

美国《拜杜法案》颁布后，极大促进了美国小企业的创新能力，但与此同时，美国大企业的创新优势较之前相比大大被削弱。美国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创新技术落地模式：小企业创新、大企业购买创新技术、大企业再整合创新技术后推出新的产品。在这个运行模式下，小企业可以专心做创新技术，大企业既然可以从小企业那里买到创新技术，创新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。但技术谁都可以买，这时大企业开始不再一味追求技术壁垒，而是构建创新的速度壁垒，通过更快速的创新速度来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。

美国大企业发现，为了保证更快的创新速度，可以把整个生产流程外包出去，此时，这个需求正好与中国经济演化阶段相匹配，从而快速形成了对接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美国的制造供应链能力“迁移”到了中国，最终形成目前“美国创新-中国生产-全球销售”的格局。

在制造能力从美国到中国的“迁移”过程之中，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，这个供应链体系又同时做到了矛盾的两点：一是足够高的效率，通过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从而实现很高的生产效率；二是足够强的弹性，可以根据上游订单的变化，不断重组被专业化分工的基础零件成为新的产品。效率是通过小企业的专业化来实现的，弹性是通过供应链体系的网络化来实现。这两个特点在达到一定规模后，使得中国的供应链体系有着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，从而实现了真正的竞争壁垒。

至此我们发现，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能力是通过效率、弹性和规模构建起来的成本控制能力，而不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降低。这个能力是极难被模仿或者再次迁移的，它形成的外部约束条件和大的外部环境已经都不再具备了。

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、听到的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迁移只是一个表象，中国与东盟贸易大多是半成品和零部件，而不是制成品，本质上迁移的是“生产环节”而不是“产能”（大多是最终的组装环节），是以中国为主的供应链体系在全球内的扩张和溢出，未来全球将是一个整体的供应链体系。